在工业实体经济乏力的今时，厚植多年的生态优势和生态资本到了转化的临界点。

生态功能区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主体功能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地区承担了国家和区域的生态保育责任，产生了生态保护建设的直接成本和放弃发展经济的机会成本，其发展主要依赖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但由于工业产业发展受限，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单一依赖转移支付的路径不可持续，生态功能区长期以来等同于发展落后地区。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和发展动力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依托全球产业转移和人口红利发展的传统工业化路径面临转型和阵痛，创新经济、休闲经济、消费经济逐渐兴起。生态功能区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生态红利，重构生态功能价值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了上海的生态，崇明岛却变得“又老又穷”

上海崇明岛就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型岛屿。在过去工业化时期，崇明岛反其道而行之，着眼于生态建设与保育，为上海大都市保留了一片风清、水洁、岛绿的生态净土。但与此同时，崇明岛的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却不容乐观。

崇明岛老龄化在持续加剧，本地人笑称“三个农民两百岁”。从人口数量看，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本岛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从9万增至16.3万，而14岁以下人口数量从9.8万减少至4.7万。同时，人口自然增长也在持续下降。199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从12‰降至5.3‰，死亡率从7‰逐年攀升至9.8‰。从1995年至今，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进入了负增长阶段，并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而且，崇明岛人民生活水平也处于区域城乡收入的洼地。2014年崇明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5058元，属于区域内最低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10元，在上海市域范围内比较，其收入几乎是闵行农民收入的一半。

崇明岛之所以“又老又穷”，一方面是由于崇明因其较好的生态资源本底，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和苛刻的产业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造成乡镇企业在近20年关停了近1000家;另一方面，岛屿形态形成与陆地天然的隔离，不便的交通条件对于崇明岛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的限制。这些原因造成了崇明岛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和收入水平的持续低位。虽然上海颁布一系列政策分担崇明“生态成本”，每年对这一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但依然难以扭转发展颓势。

另一方面，崇明作为上海大都市区的水源地和“菜篮子”，其生态意义毋庸置疑。上海主城区集聚了密集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郊区新城也构建了以人口、产业集聚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崇明岛作为上海市域内部唯一生态功能区，承担了区域和上海的生态保育责任，与上海市域其他地区形成功能互补。

厚植多年的生态优势终于到了转化的临界点

基于地区自然禀赋、基于上海发展战略要求，崇明需要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虽然崇明岛看似在快速工业化浪潮中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在工业实体经济饱和且增长乏力的今时今日，崇明岛厚植多年的生态优势和生态资本到了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临界点，这也是生态文明时期所推崇的发展模式。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创新经济和休闲经济在崇明岛生根发芽。源于同济老师提出的“桃花村试验”，崇明仙桥村被打造成为创意设计的试验场，旨在融合一、二、三产，打造世界级的生态旅游景点及创意文化交流中心。创意点燃了乡村，蔬菜大棚改造成了公共会馆，兼有音响、灯光、木质地板等高端配置。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知谷1984”，创始人刘庆出于对乡村童年的留恋而对老屋进行改造，承载了满满的记忆和情怀，既保留了自己成长的生活环境，又植入了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为上海人提供了寄托乡愁的后花园。

此外，定制化生态农业在崇明岛也有一定发展。成立于2009年的壹亩田果蔬专业合作社拥有上海两万家庭的客户订单，生产种植五六十个蔬果品种。合作社采用数字化运营和体验式营销的模式，根据客户的年度订单制作生产计划，订单、生产、采摘、物流、配送等环节均通过数字系统高效运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合作社将在每天下午1点统一确认网络订单，2点至4点钟采摘大棚蔬菜，3点至7点钟进行蔬菜清洗和简单包装，晚上8点至10点配送，客户会在7点之前收货。

类似的现象不胜枚举，崇明生态岛未来将走向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之路。

未来生态功能区何去何从

过去，工业园区的建设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今，在经济社会新常态背景下，因其独具魅力的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发展创新经济和休闲经济的先天优势，生态型地区的价值得到了广泛关注。

未来生态功能区需要进一步谋求从生态建设向风景塑造转变，从基础性的生态保育向主动性的“生态+”转变。其一，生态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定制农业、生态农业优势，并将崇明打造成为乡愁记忆的主要载体，塑造魅力乡村地区。其二，生态与旅游融合发展，应对长三角地区未来巨大的消费能力与需求，提升环境消费价值。其三，生态与创新融合发展，塑造生态风景型地区新的生产方式，使生态岛建设释放更多的“生态红利”。

虽然崇明“生态+”的发展路径更多是一种“小而美”的空间开发模式，不会带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但依然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生态型地区，尤其是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等等。但总的来说，针对其他允许适量建设的生态功能区，积极主动谋求基于生态优势、风景资源的发展方向，探索将生态资源转换成生态红利是未来发展的潜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