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山东将实施产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工程，计划培育壮大40个千亿级以上规模产业集群。“千亿产业集群”何时兴起?“千亿俱乐部”辐射效应如何?“千亿”之路前景如何?

千亿产业集群，既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又是事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山东年营业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产业集群有204个，其中过500亿元的有30个。日前，《山东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印发实施。文件透露，“十三五”期间，山东将实施产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工程，计划培育壮大40个千亿级以上规模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汇聚新动能。

“千亿产业集群”兴起我国经济版图进入以“千亿”为度量单位的坐标系

国内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始于2000年以后，起初多以“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经济”为切入点，2005年前后，“产业集群”的概念逐渐被普及使用。理论的空前繁荣投射到实践上，我们看到的是产业集群政策和工业园项目被各地广泛实施采用。时至今日，“千亿产业集群”已成为各地出台经济规划文件的一大热词。

所谓“千亿产业集群”，指的是集群内各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总和超过千亿元的产业集群。作为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产业集群的统计、分析研究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综合评价体系，集群内企业年营收总和成为评价产业集群规模的唯一标准。从“10亿”到“百亿”，从“百亿”再到“千亿”，产业集群的规模不断升级。如今，“千亿”已成为我国产业集群衡量规模和设定目标的重要指标。

目前，广东、重庆、浙江、江苏、北京、天津、河南、河北、江西、新疆等多地都提出了以“千亿产业集群”为量度的经济发展目标。

“山东制造”的“千亿”战略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形成高质高端高效规模效应

山东最新的“千亿”战略叫做“1362”产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工程：“1”代指10个年营业收入过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3”代表30个年营业收入在2000亿-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6”指的是60个年营业收入在1000亿-500亿元的产业集群;“2”象征着200个年营业收入在500亿-100亿元的产业集群。这组数字就是山东制定的“十三五”期间产业集群发展目标。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山东过百亿的产业集群数量已达204个，其中过500亿元的有30个，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尔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信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烟台)工业园、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8家企业自身年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元大关。

在数量指标之外，山东版“千亿”战略还包括质量要求：要求推动产业集群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由布局分散向园区集聚转变、由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转变，形成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高质高端高效规模效应;要求到“十三五”末，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总量占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60%左右，让产业集群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成为新常态下山东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优势、新动能，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全省经济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具体措施方面，山东计划重点发展20大类产业集群，其中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7大新兴产业集群和食品、纺织服装、机械制造、汽车及配件等13大传统优势产业集群。同时，山东还将在提升优化产业结构、协同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竞争力、“互联网+”应用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六大重点领域发力，在全省重点产业集群打造出500个公共服务平台，培育100个省级示范平台。

产业集群发展路径之反思

发展驱动力来自市场规模也应由市场说了算

我国数以万计的产业集群中，多数路径与模式是这样的：在开创阶段由政府主导设立，但在后期运作中逐渐回归市场。

在长三角、珠三角“千亿产业集群”的示范作用下，培育产业集群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产业发展看似一“集”就“灵”，实则不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实效就与产业集群的理论优势形成了巨大反差。由此可见，产业集群并非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实施产业集群战略须精准发力。

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启示我们，产业集群看似是合作，但实质仍是竞争，它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它的发展依靠市场驱动。如果说关注“百强企业”旨在培育参天大树，那么聚焦“产业集群”，我们希望打造的是生态系统：不同种类的微观个体在其中健康生长，它们共享阳光、空气、土壤、水分，彼此依赖、相互照应，同时也需要快速成长，以应对来自集群内外的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

产业集群可以自然形成，也可以通过“仿生”的方式形成。但无论形成方式如何，后期的长势更多有赖于集群内部的自然平衡。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是“号令者”，而应该是“清道夫”，专注消除妨碍生产力成长的障碍，强调通过竞争来促进集群产业的效率和创新，从而推动市场不断拓展，繁荣区域和地方经济。在运作环境方面，应加大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投入，构建科技创新机制，拓展融资渠道，引导创业资本与高科技成果结合;在运作机制方面，尽量减少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创业资本运作的行政性干预，建设组织式群体“孵化器”，建立并运作创业投资基金，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尝试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在运作支持上，增强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和人才流动，建设开放畅通的社区环境，增强知识服务水平。

总体上来说，“千亿产业集群”是愿望，是方向，但能不能实现不由政府来决定，最终还是得让市场说了算。

“千亿”之路

的几种模式

如同天然湖泊和人工水库的区别，产业集聚区也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企业自然聚集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域和由投资主体投资开发建立园区之后所形成的产业链条。

1.瑞典：创新在产业集群循环流动
　　瑞典可以被看作是“天然湖泊”的代表。作为人口仅有960万的北欧小国，瑞典早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制造业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是从那时起，瑞典人开始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将产业重心转移到技术集约度高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时至今日，瑞典“智造”已成为国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瑞典“智造”的创新活力正是来自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内部，大中小企业“嵌入”排列，就像一块块“积木块儿”，共同支撑某一项或几项高级制造技术。一个企业可能只专精一门特长，但嵌入到整个生产系统中，这门特长能成为一个关键要素，从而显著增加产品价值与竞争力。这样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工业链中自由合作，遵循市场规律自然形成产业集群。创新在这个循环系统里流动，外化为创新产品，也能内化为整个链条的实力。

2.日本筑波：国家意志的科学工业园区
　　日本筑波科学城则可被视为“人工湖泊”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为实现“技术立国”的目标，决定建设一座能够承接国内科研工作的东京卫星城，筑波科学城应运而生。

筑波科学城从规划、审批，到选址和筹建的全过程都呈现出强烈的政府介入色彩。日本政府投入数目庞大的经费，把30%的国立科研机构都搬迁到科学园区内，筑波科学城的所有工作全部由政府主导进行。然而，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同时也成为筑波的“软板”，到1998年，筑波科学城的GDP仅有50亿美元，而美国硅谷却创造了2340亿美元的GDP成就。意识到发展滞后的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新筑波计划”，从科学城的制度、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调整，筑波科学城的定位才逐渐从空中落到地上。

3.深圳：创新驱动的裂变式扩张
　　我国的深圳是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自1980年被设立为经济特区至今，深圳由一个昔日的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这一速度来自创新为产业集群带来的裂变式扩张。

一个企业的成功往往会带动一大批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企业产生，其学习效应呈几何级放大。在深圳，这样的龙头企业不在少数，华为、中兴、腾讯、大疆以及华大基因等不少享誉世界的科技企业都诞生在深圳。得益于龙头企业的发展，深圳一大批新兴产业制造企业发展迅猛。2015年，深圳生产总值为1.75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785亿元，未来产业集群规模已超过4000亿元，成为经济新增长点。